科技自立自强水平提升的
评价维度、现实短板和实现路径
李开孟
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将“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”作为重要发展目标，这一战略部署既是应对全球科技竞争格局深刻调整、破解“科技脱钩”风险的必然选择，更是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、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支撑。当前，我国已跻身全球研发投入大国行列，但“大而不强”的结构性矛盾仍未根本改变。深入阐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的评价标准，精准识别现存短板，系统谋划实现路径，对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具有重要意义。
01
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的核心评价维度
科技自立自强并非单一技术指标的突破，而是体现为“基-势-度-景”四位一体的体系化能力跃升，其评价需兼顾过程质量和功能效能，核心包含四大维度。
(一)自主创新能力的根基性支撑
自主创新是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石，核心体现为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和基础研究的原创突破。从技术层面看，集成电路、工业母机等“卡脖子”领域需要取得决定性突破，形成“问题-攻关-产业化”的闭环能力；从基础研究看，需要产生更多“从0到1”的原创成果，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应该持续大幅度提升。
(二)引领创新能力的位势性体现弘盛配资
引领创新是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制高点，表现为对产业变革的主导权和全球科技规则的话语权。在技术赛道上，需要在人工智能、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形成先发优势，如通过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实现对千行百业的赋能引领；在产业层面，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需要保持高速增长，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需要显著提升，形成“技术突破-产业升级-标准制定”的引领链条。
(三)开放创新能力的包容性格局
开放创新是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维度，需要强调在自主可控基础上的全球资源整合能力提升。评价核心包括两个方面：一是国际合作的质量，即从“技术引进”转向“联合攻关”，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；二是创新生态的开放性，强调要吸引国际高端人才和创新要素，形成“本土优势+全球协同”的创新网络。
(四)强国支撑能力的功能性输出
科技自立自强的最终成效体现为对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支撑效能。从经济维度看，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需要持续提升，技术合同成交额应保持高位增长；从安全维度看，需要在能源、资源等关键领域形成技术保障能力，降低对外依赖风险；从区域维度看，需要缓解创新资源的区域失衡，东部和中西部形成协同发展格局。
02
当前科技自立自强的主要短板
对照上述评价维度，我国科技自立自强仍然存在诸多短板，集中表现为“基础弱、融合浅、生态散、人才缺”的结构性问题。
(一)基础研究的系统性支撑不足
基础研究投入结构存在双重失衡。从总量看，2024年6.91%的占比仍然处于较低水平，且来源单一，企业投入占比不足5%；从区域看，东部地区研发投入占全国64%以上，中西部基础研究资源匮乏。同时，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存在“两张皮”现象，自由探索类研究支持力度不足，导致原始创新成果供给短缺，难以支撑核心技术突破。
(二)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深度不够弘盛配资
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虽已确立，但协同效能不足。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的创新联合体尚未形成常态化运行机制，中小企业因融资难、技术弱而难以参与产业链创新；成果转化机制存在堵点，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成果与产业需求脱节，转化周期长。此外，“内卷式”竞争现象在部分领域存在，影响创新资源配置效率。
(三)创新生态的制度性保障薄弱
科技金融适配性不足是突出短板，早中期硬科技企业面临“融资死亡谷”，银行信贷因风险偏好差异参与度低，创业投资对基础研究领域布局不足。科研评价体系仍存在“唯论文、唯数量”倾向，对长期创新、成果转化的激励不足，同时经费管理在“松绑”与“严控”间的平衡尚未实现，影响科研人员积极性。
(四)人才队伍的结构性矛盾突出
战略人才梯队存在断层，战略科学家和卓越工程师群体规模不足，青年科技人才成长通道不畅。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错位，高校学科设置滞后于技术变革，人工智能、量子计算等领域的复合型人才缺口较大。国际高端人才集聚能力有待提升，在科研环境等方面的制度供给仍需优化。
03
推动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的实施路径
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，需要立足短板精准发力，构建“基础强化、体系协同、生态优化、人才支撑”的立体化推进体系。
(一)强化基础研究与核心技术攻关的体系化布局
完善新型举国体制，构建“国家实验室+领军企业+高校”的协同攻关机制，聚焦集成电路、高端仪器等重点领域实施重大科技任务。优化基础研究投入机制，建立“稳定支持+竞争性支持”相结合的资金支持模式，提高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加计扣除比例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基础研究。依托长三角、粤港澳大湾区等创新高地，建设大科学装置集群，推动跨区域基础研究协同。
(二)深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
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，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，赋予其国家科技项目立项建议权和经费支配权。打通成果转化“最后一公里”，建设区域性技术交易市场，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和侵权惩罚制度，将科技成果转化纳入科研机构评价核心指标。实施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工程和未来产业培育计划，在量子计算、脑机接口等领域布局试点应用场景。
(三)构建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制度体系
推进科技金融体制改革，设立国家硬科技创业投资基金，鼓励银行设立科技支行并试点“技术流”授信模式。深化科研评价改革，建立以创新能力、质量、实效为核心的评价体系，简化经费预算编制和报销流程，探索“学术共同体+公众参与”的监管模式。实施区域创新协调工程，通过“创新飞地”“结对帮扶”等形式引导东部资源向中西部流动。
(四)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
建立三者协同推进机制，优化高校学科设置，增设技术经济、人工智能等新兴专业，推行“高校-企业”联合培养模式。完善人才激励机制，加大力度实施战略科学家负责制和青年科技人才托举计划，通过成果赋权、收益共享激发创新活力。实施更开放的国际人才政策，优化签证居留、子女教育等配套服务，打造全球人才高地。
总之，科技自立自强水平的大幅提高是一场涉及技术、制度与生态的系统性变革，其评价需要超越单一指标，体现为自主创新、引领创新、开放创新和强国支撑的多维跃升。当前我国在基础研究、产学研融合等领域的短板，本质上是创新体系和发展需求的结构性脱节。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，需要通过新型举国体制强化体系攻关，以企业主体地位深化产研融合，靠制度创新优化生态环境，用人才协同夯实发展根基。唯有如此，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，让科技自立自强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引擎。
作者简介
李开孟
■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专家学术委员会副主任，中国技术经济学会党委书记、理事长，中国工程咨询协会技术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，研究员、博士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。
■ 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发展改革系统优秀研究成果评审专家；中国投资协会国家优质投资项目审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；国务院国资委中央企业智库联盟研究员；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、世界银行、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咨询专家。
■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专业经济学博士，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经济学硕士，郑州大学理学学士。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，英国布拉芙特大学访问研究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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